种草养牛”还是“拾草养牛”

 三鹿事件后,有人指责正是由于秸秆饲料品质差,生产的牛乳蛋白低,才造成不法分子往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人工合成“蛋白”。他们建议在农区搞“种草养牛”,从源头上解决饲草营养问题,并建议将“草粮并举”、“草粮轮作”定为基本农业政策,推翻自1996年起国家确立的秸秆养牛指导思想。 

  对于这个事关“三农”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,我们认为应科学对待。三鹿事件的根子是企业诚信问题,而不是出在秸秆身上。青贮玉米秆喂饲生产的牛奶乳蛋白含量在2.7%~3.0%之间,西方人工种植苜蓿喂饲的在3.3%~3.5%之间,国家规定的标准是≥2.95%。可见秸秆养牛如配合一定的精料(豆粕和豆饼),是能够达到质量要求的。三鹿事件发生的根源与秸秆养牛无关,我们不能因它有缺点而全面否定它。 

  农民为什么喜欢秸秆养牛?原因很简单,成本低廉。农区秸秆就像草原上的草一样,大量富余,且不要钱,许多在地里白白烧掉了。牛是理想的“蛋白质转化器”,可将秸秆变成牛肉和牛奶。小麦、水稻、玉米秸秆经过简单的处理,就变成了理想的饲料。所以,在淮河以南水稻区,农民用稻草饲养水牛;在北方小麦及杂粮产区,用麦秸、玉米秆、花生秧、豆秸、红薯秧喂牛是有长期传统的,多达数千年。在农区,舍饲是最常见的养牛方法,汉字中的“牢”指的就是舍饲环境中的牛。在山东省平邑县蒋家庄,科学家们带动农民用秸秆养牛,老支书蒋胜利已养过三茬了,每茬3头,养七八个月,获纯利七八千元,农民尝到了甜头,有十几户农民跟着学。他们在地里捡拾人家不要的秸秆,亲戚朋友也将闲置的秸秆送给他们。“拾草养牛”将一堆废草变成了牛肉卖钱,农民非常喜欢。 

  2007年全国畜牧业消化秸秆2.23亿吨,约占中国秸秆资源可利用量的1/3,节约饲料粮0.55亿吨。除此之外,由于牛粪还田,减少了化肥用量,改良了土壤,反过来还会增加粮食产量。还是在上面提到的蒋家庄,农民蒋建强常年养殖,每年将牛粪、猪粪等施加到自家土地上,化肥减少到了普通农民用量的1/3到1/2,其产量依然最高,有机肥养地的好处充分体现出来了。目前,国家为保护农村生态环境,搞配方施肥,施的还是化肥,治标不治本。如果大力推广秸秆养牛,生产有机肥,则根本不用搞配方施肥,既充分利用了废弃秸秆资源,又产生了能源(沼气),还养肥了耕地。这是“一箭三雕”的好事情,国家应出台补助政策,积极鼓励农民拾草养牛和有机肥养地。 

  在农区搞种草养牛,有违农业生产规律,结果是可想而知的。在河南农村,曾经推广过种草养牛项目,地方政府千方百计让农民种上了苜蓿,可是因成本高卖不出去,农民第二年只好回过头来种小麦,却发现苜蓿是多年生植物,其根部可往地下扎90~180厘米,很难除净。农民说,种草养牛肥的是利益方(企业和主管领导),苦的是老百姓。 

  中国适宜种草的地方在草原,而不是在农区。中国拥有各类天然草原近4亿公顷,占陆地面积的41.7%,是耕地面积的3.2倍。但长期超载过牧,草原退化严重,迫使国家实行草原保护政策。在目前中国国情下,草原上生产的牛肉和牛奶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。草原上,平均每75亩能承载1头牛,农区3亩耕地的秸秆就能承载1头肉牛,9亩耕地秸秆承载1头奶牛。可见,搞好了农区秸秆养牛,对于减轻草原压力、恢复草原、抵御沙尘暴是有重要贡献的。草原要充分发挥其生态功能,农区要充分发挥其生产功能,而持久的农田高生产力必须通过秸秆过腹还田来养地,舍此别无他途。 

  遗憾的是,秸秆养牛的现状不容乐观。尽管国家意愿很强,业主的呼声也很高,作为养牛主体的农民积极性却在持续降低。主要原因在市场。牛是大牲畜,饲养周期长,养牛业存在着“卖牛卖奶难—价格下跌—宰杀母牛—牛犊减少—供应短缺—价格上涨—养牛增加—卖牛卖奶难”的恶性循环。现在,受“三鹿事件”和全球金融危机影响,奶价从3.4元/公斤下降到2.6元/公斤,活牛收购价也从15元/公斤下降到12元/公斤。受市场冲击,中国牛的实际存栏量呈现下降趋势。而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夸大政绩,会把养牛实际数量扩大3~5倍。仅从官方统计数字是看不到中国养牛业的真实内幕的,这是很危险的信号。 

  秸秆养牛利国利民,促进这项工作良性发展意义重大。政府应采取“抓中间、促两头”的做法,加大政策扶持力度,抓住农民分散饲养育成牛这个中间环节,带动集中养牛的各个环节,促进秸秆养牛业的可持续发展。至于要不要搞种草养牛,老百姓说了算,政府不能盲目干涉。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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